“互联网+”时代过大年

2019-12-07

又新年了!在新媒体浸透日子各个旮旯的“互联网+”年代,传统节庆习俗会不会被所谓“虚拟经历”代替?新年这百多年来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,会不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云消雾散呢?大年夜,咱们不再团团围坐品酒行令;正月里,走亲串户去拜年也变得时有时无。当手机里电子红包的欢娱代替了信封厚实温厚的手感,当屏幕上闪烁的艺术字代替了明信片悠长浑厚的墨香时,辞旧迎新的时间显得安静而零星,看起来,这互联网如同真是减弱了咱们了解的年味儿。

年味儿的浓淡,并不取决于传达方法的变迁,而是来源于孕育“新年”这一习俗的社会结构。都市新日子改变着习俗,手机和电脑则扮演着将之具象化的人物。“互联网+”深度参加了咱们的新年,但它并没有代替,而是在延伸,特别是电子红包、集福赢赞以及朋友圈共享等,拓宽了年的方式,为新年增加新的颜色。

电子红包具有跨过空间和代际的优势,不仅把叮嘱和祝愿传送到更远的当地,还把一家一户的年俗转变成某些社会群体的狂欢。红包往往是老一辈给小辈的压岁钱,但在今日,发红包目标打破了以往一切的边界,人人有份,见者有份。无论是微信群里拼巨细,仍是支付宝上集“福”,或许微博里边撞命运,电子红包汇集成一道道节庆的浪潮,挟裹着终端的每一个人。当“红包”变成“电子红包”,它就带上了多重含义——本来小家庭的典礼变成大集体的游戏。在微信群里,人们边抢红包边守岁,经过共享祝愿扮演着以往亲属密友的人物,拉近了彼此之间为难的间隔。泛化的电子红包或许少了几分庄重的典礼感,但它也一起营建着相等的气氛。实体压岁钱或许“新年利是”之类,通常是单独面的给予,其施受进程是一种权利表现——从老一辈到后辈,从老板到职工,依经济位置向基层传递。而电子红包却消解了这种权利的单向性质,发红包者自己也抢红包,互联网年代的红包从“给予”变成“参加和共享”。

只因诞生于年月的堆集,习俗总给人以陈旧的感觉,似乎它天然拒斥电子媒体和互联网。实际上,习俗来自日子习惯的沉淀,部分承担着人们稳固情感、加强人际联络的诉求。它不必定排挤新媒体。互联网部分地改变了新年的方式和传达途径,但其间的习俗精力却一直连绵。